1960 年深秋，印尼华侨学生回国，贵阳画风突变，背后原因令人唏嘘

一夜之间，中华路上出现了一些烫着发髻，穿着花衬衫和牛仔裤，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帅气年轻人。刹那间，山城贵阳的画风就和电影、画报杂志上看到的香港、巴黎一模一样了。

这些穿着与贵阳人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从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归来的中国留学生。

印尼留学生来贵阳的背景是，1959年，印尼政府实施了一套反华排华政策——经济上，取消大面额货币，1000卢比、500卢比货币失效，禁止流通，银行也不允许兑换。 ，而大面额货币大多掌握在华商手中。这种掠夺使华商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文化上，禁止使用汉字……印尼政府完全无视华侨数百年来为东南亚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

1960年7月，中国第一次撤侨行动中，印尼留学生（以下简称留学生）从雅加达安全抵达广州。之后，根据国务院的安排，我来到贵阳学习、工作、生活。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来到贵阳的596名华侨已经从少年成长为成年人。他们有的离开贵阳，回到家乡，有的走出国门，有的扎根贵阳，成为贵阳人。

岁月流逝，时光流逝。

回望贵阳留学生的足迹，丰富了贵阳城市生活的历史。

我在贵阳六中的学生岁月

香港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是香港一条安静的街道。

诺士佛台9号11楼4号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贵州省政协委员邓小洲的财产。这也是香港贵州协会的地址。郭建生、刘明镜等曾在贵阳留学的印尼华侨不时聚集在此，畅谈贵阳往事。

当他有心情聊天时，郭建生回到家就会给妻子打电话，步行20分钟到西九龙高铁站乘坐高铁。五个半小时后，他们抵达贵阳，重温“印尼华侨”的记忆。 《在贵阳》篇。

讲述人：郭建生，76岁，中银香港集团退休，1960年至1973年在贵阳学习、工作

最后一次和父亲在一起

上世纪印尼华侨华人为印尼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是印尼华侨华人通过辛勤耕耘、辛勤耕耘积累起来的。钢铁上浸透着印尼华侨的智慧，也浸透着血泪。

以我父亲为例。他的家乡是广东省大埔县。 20世纪30年代，大埔县十分贫困，入不敷出。许多人到南阳谋生。几年后，那些生活过得好的人回到县城或村庄，告诉乡亲们他们是如何谋生的，并发动乡亲们和他们一起出去，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生存。

1938年春天，穷得只剩下一件破背心和一条旧短裤的父亲，跟随叔叔漂洋过海来到雅加达，做起了稻米生意。我的父亲思维敏捷，思想开放。他会在黎明前起床，从农民那里购买大米，然后运回雅加达卖给人们。父亲的大米生意从零售到批发只用了三年的时间。结果，我们家成为了雅加达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印尼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也共同谋求生存。我舅舅为华侨发声，成立了“雅加达华侨联谊会”，他被推举为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叔叔在雅加达跑腿、维护华侨权益的事迹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1956年国庆节，叔叔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1960年，郭建生（左）在离开雅加达前与父母、叔叔、表弟合影。

1960年7月23日，我和刘明镜、林楠生同船离开印度尼西亚。

刘明镜告诉我，他家住印度尼西亚蒲甘市，祖籍是福建省晋江市。刘明镜的父亲多年前来到苏门答腊岛。他划着自己的渔船去钓鱼。积累资本后，他开设了一家渔业公司。刘明镜的父亲身在异国他乡，但他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发展。他经常与中国驻蒲甘市领事联系，从领事那里了解祖国的情况。

侨民乘坐“美尚美”轮回国

印尼华侨的平静生活被1959年11月的“总统第10号令”打破。

当我离开印度尼西亚时，父亲把我送到了码头。我的藤箱里装满了他和我妈妈给我买的罐头牛肉和猪肉。父亲说，他们了解到，祖国这几年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回国后，生活上不能给国家添麻烦。背着相机，戴着手表，推着自行车，登上“美尚美”轮回国。

参与印尼首次撤侨的“奇利华”轮因其白色油漆而被亲切地称为“白色渡轮”。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一年后，即1961年，父亲因病去世。

两地教材相似

在贵阳六中，我继续学习初三课程。起初我们担心中国的教材和印尼的教材不一样。难道我们不明白吗？后来我们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林楠笙读高三。他翻阅课本，发现数学、物理、化学的教学内容与印尼华侨中学的教学内容相似，历史、地理也大致相同。只是印尼华侨中学没有政治课。印尼华侨中学有一门类似的课程叫“公民课”，讲中国公民如何培养道德情操。 《公民课》特别图文并茂地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林楠笙喜欢读书。他在雅加达买的教辅书都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的。华侨中学的课程设置也参照国内教材。我们来到贵阳的时候，大部分教学内容都是一致的。

1955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尼当地华侨时说：“欢迎你们回父母家看看。”

林楠笙回忆，中印关系处于蜜月期时，雅加达一家书店的橱窗里陈列并出售《毛泽东选集》。

林楠笙所在的高年级（五）班被戏称为“和尚班”——全是男生。印尼华侨来到“和尚班”后，贵阳六中专门抽调了一些其他班的女学生，让男女学生一起上课。

林楠笙非常好学，属于学院型。 1961年高考前，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贵州工学院。班主任看了他的申请后，建议他报考贵阳师范学院，以便通过教育报效国家、报效贵州。林楠生听从班主任的建议，转而报考了贵阳师范学院，并考入了该学院的物理系。

林楠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阳三中担任物理老师。 1982年任第三中学副校长。三年后，贵阳市筹建侨联，并调林南生去工作。后来，他成为贵阳市第一任侨联主席。

请求与贵阳学子同甘共苦

我们在贵阳六中读书，吃饭是免费的。学校安排我们住在三楼。我们每餐都是四菜一汤，吃得舒服。然而，一周后，刘明静发现了华侨学生与贵阳学生之间的“秘密”。

21岁的刘明静是贵阳市第六中学高二学生。这是因为他10多岁时就跟随家人做鱼店生意，后来又回到学校。这种情况在印尼很常见，但在中国却变得罕见。刘明静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在海外留学生中占据领先地位。

午饭时，刘明静在一楼，看到贵阳学生端着一碗米饭。这道菜是一碗透明的“玻璃汤”。他感到不高兴。我们在三楼吃着四菜一汤的饭菜，完全没有意识到贵阳学生饮食“三年困难期”所带来的痛苦和磨难。刘明镜表示，祖国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贵州省政府怕虐待我们留学生，对我们特别照顾。我们感谢这种友谊。但我们要和贵阳学生吃同样的饭菜，却无能为力。专业化。

刘明敬满怀兴奋，在宿舍里摊开一张白纸，举起画笔，写下了一份倡议书，号召海外华裔学子不要特立独行，和贵阳学子一起喝“玻璃汤”。这是海外学子第一次报效祖国的机会。步。

刘明镜的提议，以其出色的文学才华，被贴在校园里，引起了共鸣。学校找到了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吃四菜一汤。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享受与贵阳学生同等的待遇。学校见我们坚如磐石，只好按照我们的意愿减少了菜品的用量。

事实上，我们从印尼带来的物资中，有很多罐头牛肉和猪肉。我们舀起米饭，打开罐头，真是一顿美味的饭菜。贵阳学生无法享受这些物资。当我们遇到关系好的贵阳学生时，我们会和他们分享牛肉罐头和猪肉罐头。用贵阳话来说，这是“独食不食”。

生活受篮球影响

贵阳六中的操场是华侨学生每天聚集打篮球的地方。贵阳的学生说，每天都吃不到有营养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吃牛肉、猪肉罐头的华侨还跳得起。确实，“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少贵阳学生出现水肿，难以进行剧烈运动。我们印尼热爱篮球，很多海外华人学生都擅长篮球。

1959年，郭建生（左三）与巴城中学篮球队队友合影

1963年暑假，我和谢先国等同学代表贵阳市青年篮球队参加省青年篮球锦标赛。本次比赛决赛在安顺市举行。在我们的冠军赛中，我们的对手是毕节区青年篮球队。毕节队也是一支强队。他们就像球场上的老虎一样，与我们“撕咬”。比分越来​​越近，让人难以分辨。

比赛最后三分钟，我们丢了两分，落后两分。现场的观众都松了一口气，纷纷离席。观众相信胜负已定，毫无悬念。关键时刻，比赛最后一分钟，我队远投三分，赢得了宝贵的一分。不少出去的观众听到贵阳队夺冠后都感到疑惑。他们不明白冠军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

技术精湛的毕节队赛后受邀来到贵阳，在第五球场（中华中路人民剧院旁）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后来我代表贵州省中学篮球队参加比赛，在都匀冠亚军决赛中再次获得冠军。虽然我的文化课成绩不是很好，但由于我擅长篮球，1965年进入大学时，我很早就考入了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贵阳市第二中学教体育。学校要求我在学生中组建一支篮球队。晚上，我去拜访了报名篮球队的学生家，询问他们的家长对加入篮球队的意见。进入篮球队之前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1970年，郭建生在贵阳二中宿舍自弹自唱。

1972年，郭建生（右）与贵阳二中同事齐国军、顾建工合影

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1973年，中国颁布了针对海外华人的政策：迁徙自由、迁徙自由。这意味着，如果你愿意出国，国家会提供便利。

贵阳市体委书记李成彦来找我，跟我商量是否回印尼。在平时的工作交往中，李承彦比较了解我。我还告诉他，我父亲去世12年来，我家在印尼的大米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了。我的母亲独自一人在印度尼西亚，需要有人照顾她。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李承彦表示，既然国家有政策，你也可以回印尼。李承彦真诚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要记住，你的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这句话太有力了，影响了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1973年夏天退休的中国篮球队员，我离开贵阳，没有返回印度尼西亚，选择了去香港。我相信退休的中国篮球队员，香港至少是中国的领土，迟早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到香港后，汉化学校正好在招聘老师，我就去应聘。

韩华学校是香港著名的全日制中学。它成立于1945年。中文科目以普通话授课。我喜欢它的办学宗旨，是一所偏向内地的学校，所以我选择在这里教书。

1979年，香港中南银行正在向全港各地招收人才，我又去参加考试。中南银行由华侨黄一柱创办。其创办宗旨不仅体现了“有许多华侨资本家热心祖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更是“为了将来与东南亚华侨资本家的各项社会事业相关”。 ”

当时，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香港需要熟悉内地情况的人士与内地合作、投资。面试时，我凭借在贵阳13年的学习、生活、工作经历，得到了中南银行考官的青睐，当场录取了我。

后来，我和刘明静等海外留学生共同努力，推动贵州与香港的经贸交流。 1987年10月15日，在刘明镜和我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留学生的建议下，香港政府批准在香港成立贵州同乡会，10年后更名为香港贵州同乡会。该协会现分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贵州省政协委员、老留学生、贵州在港工人和青年学生四个团体，会员1000余人。这些与贵州有关的任务的完成，都是我们贵州情结的功劳。

我们都这么老了，我们笑着谈论过去。

在贵阳的留学生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关怀，令同龄人羡慕不已。

精力充沛的留学生和贵阳社会的年轻人（以下简称社会青年）也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事件，成为轰动贵阳的群殴事件。

如今，海外的留学生和社会上的年轻人都已步入七十、八十岁的年纪。重逢，相见一笑，往事如烟。

讲述人：何国政，71岁，贵阳市文联《花溪》编辑部退休职工

海外留学生是贵阳学生羡慕的对象

1960年10月，海外留学生来贵阳的消息传出。这是一个新事物。我和同学专程来到贵阳六中看望华侨学子。

对来贵阳的华侨留学生，根据专业安排在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住宿；初中生、高中生安排住在贵阳六中；小学生安排在贵阳市实验小学学习，食宿安排在六中，与哥哥姐姐住在一起，方便照顾。招收留学生的学校从校舍到教学、师资力量都是贵阳最好的。无论是大学、高中还是小学，这些学校都位于市区，彼此距离较近，这不仅有利于相关部门的集中管理，也有利于海外华人学生之间的交流。

走在贵阳市六中的操场上，大多数留学生都戴着金或铂金项链和瑞士手表。一辆配备 Nikka 摄像头、全链条护罩和加力燃烧器的三枪自行车就像今天的宝马和奔驰一样引人注目。然而，我们羡慕他们富裕的生活退休的中国篮球队员，但海外华人却认为这是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他们早上冲奶粉、吃面包饼干，晚上用方糖和炼乳冲咖啡。这种生活享受，在今天是普通老百姓完全可以承受的，但在当时，国家高干的子弟却享受不到这些东西。

三枪自行车，档案照片

上课时，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海外学生听得懂，但老师用贵阳话讲课，他们却听不懂。幸运的是，老师们都很负责，为这些海外华人学生提供课外辅导。他们教学耐心细致，并借给他们专门的教学参考书。因此，海外的中国学生只要更加努力，学习成绩就会提高得更快。

海外中国学生的体育成绩普遍较好。短跑、跳远、足球、羽毛球、篮球是他们的强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当时担任贵阳师范学院篮球队主力的两名华侨学生。他们被我们称为“大华侨”和“小华侨”。他们打篮球打得很漂亮。

我在人民剧院旁边的第五球场观看了师范大学篮球队和蔬菜公司篮球队的一场友谊赛。当时，两支球队都是贵阳最顶尖的业余球队，打得非常精彩。 “大华”的位置是前锋，扣篮、中距离跳投、篮板球都很擅长。他身材高大，灵活，弹跳能力强，篮板准确。 “小华侨”虽然个子不高，但球场上的灵活性成为了他最大的优势。他的位置是接球，他的带球、传球技术、传球和速度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他的弹跳能力也很好，远投也很准确。如果对手的防守稍有疏忽，球就会回到他的手中，他就会得分。

拼车技术埋下隐患

乔生最拿手的本事是骑自行车。这不仅仅是骑自行车，更是玩车的技巧。有一种技巧叫“流浪车”。车子向那人疾驰而去，眼看就要将他撞倒在“一米”外。然而，骑车人却转过头来，身体一转，“嘶”的一声，前后轮都贴近了他的眼睛，眼看就要被撞到了。倒地之人的鞋子擦过他，眨眼间就化险为夷，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骑行者与汽车连为一体，体形同升共落，轻若波浪，故称“波浪自行车”。这是中国留学生喜欢向漂亮女孩展示的技巧。但结果并不理想，常常让女孩子极其反感。当时内地女孩的思想比较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样炫耀就是“流氓行为”。

华侨学子们结伴骑自行车、野餐，一路上展示着娴熟的骑术和鲜艳的衣着。不过，他们最喜欢打球的地方是河滨公园的溜冰场和六广门体育场的足球场。那里宽阔平坦的土地是他们练习驾驶技术、一展身手的好地方。由于经常在这两个地方骑自行车、玩自行车技能，他们接触到了贵阳的社会青年。当时，留学生与贵阳社会青年之间的矛盾，是从互相比拼赛车开始的。

当海外留学生骑自行车时，社会上的年轻人总是对他们敬而远之。因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提前召开会议，向年轻人打招呼：遇到外国人、华侨，不要好奇东张西望，不要乱说，要有礼貌。社会青年只是远远地看着，对华侨们穿着鲜艳的格子衬衫、紧身裤、漂亮的尼龙袜、锋利闪亮的皮鞋和外国豪车表示羡慕。那些喜欢模仿海外华人的年轻人，买来商店里卖的红蓝格子布当床单，做成衬衫。他们烫裤子以打造“精神线条”。他们把头发留长，向后吹，使其蓬松，留下长长的鬓角，盖上一层闪亮的凡人头发，假装发油。

社会青年所展示的骑行技巧也让海外华人体验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贵阳青年，骑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能整齐地把自行车定位、举起、举起、转圈。一名留学生骑着自行车追赶社会青年，问道：“你是马戏团的吗？”他看到这些年轻的社工腰上都系着带子。在国外，只有马戏团的少年才戴背带。 “不，我们没有工作。”社庆回答道。

用印尼语聊了一会儿，乔生就骑到对岸玩车了。他们模仿社会青年的动作，定位汽车、拿起汽车、举起汽车、包围汽车。有几个海外的中国学生确实很优秀。为了练习驾驶技术，他们还模仿社会青年骑的自行车，拆掉前后挡泥板，制作出只有链罩和加力器的“裸杆自行车”。不少。结果，他们的驾驶技术迅速提高，叫车、绕圈、取车开始看起来像是同一件事。

《六光门之战》

1960年11月的一天下午5点，在六光门体育场，华侨学生经过一段交流后，突然骑着自行车飞过来，对围着车的一名社会青年说：“我围住你好吗？” ”他边说边示意，“好。” 于是，华侨学生和社区青年围成一个大圈，看着两人比赛。第一轮，乔生坚持了一分钟，但车子不稳，单脚落地，输了。第三回合，乔声的前轮撞到了佘庆的后轮，但佘庆还是跳下车，对华侨微笑道：“再练习一下。”

乔声不服三败，下车拉住对方车司机：“再来吧，再来吧。” “好吧，最后一场比赛。”佘庆一边说着，一边上车，转了一个小弯，司机就向左拐了。将脚放在前轮上，将车停下来，等待他过来。这是围棋比赛中友谊的表现，就像围棋中让对手先走一样。他的意思是告诉对方，我们对比一下，决定一辆车。乔声骑着小圈来到对手身边，模仿对手的姿势停了下来。坚持了一分多钟，我终于失去了平衡，于是松开刹车，兜了一圈。

佘青以为比赛结束了，就跳下了车。乔生气得一打方向盘，加速，直朝佘晴冲去。只听“叮”的一声，两车倒在了一起。乔声在上面，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佘晴嘴上，喝道：“你小看我！”佘庆怒了，左手封住对方衣领，右手一拳打在佘庆脸上。乔声顿时鼻子、嘴里都是血。见状，华侨学生用印尼语嘀咕了几句，两人跳上车，直奔六中。

六光门体育场距离六中很近，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有十几辆自行车冲了过来。这些留学生跳下车，从裤兜里掏出备用自行车链条，开始对社会上的年轻人进行鞭打。这场战斗来得突然，佘青手中无人，被打得仓皇而逃。

社区里的年轻人屏住了呼吸，决心报仇。他们在六中附近埋伏，“诱骗”华侨学生，掌握对方的活动。过了几天，留学生们见没有社会青年过来招惹，就以为骑手们是被打吓坏了，于是又到六光门去集体骑行。熟料，距离校门不远，骑手被一群冲上来的社会青年包围着。一下车，两人就开始剧烈殴打，双方陷入混战。华侨也不示弱，拿起自行车链条，猛地一转。但华侨学生数量有限，遭到殴打，四散逃窜。幸好路边执勤的警察及时赶到，喊了几声，年轻人才散去。

这是解放后贵阳街头发生的第一次群众性斗殴事件，成为震惊全市社会青年和留学生的“六广门之战”。很快，参与打斗的年轻人全部被公安局带走。